【财新网】（记者 张兰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一系列数字化、非接触性的技术手段应运而生，各地健康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得到全面普及，居家办公、在线问诊、上网课、云开会等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生活方式……城市运行的数字化、智能化，正是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多年，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进一步彰显了自身的价值。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些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进展如何？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为此，财新记者近期专访了智慧城市发展联盟秘书长郑明媚。
智慧城市在抗疫中起到重要作用
财新记者：你们2020年2月份在财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用智慧手段助力疫情防控，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当时的结论跟现在的想法有变化吗？智慧城市建设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郑明媚：有变化。当时，很多应用还没有推出。那个时候健康码不多，有一些地方如浙江嘉兴等地已经推出来了，但是，不像现在这么普及。那时，全国上下都在集中精力抗疫，我们观察到很多地方在积极地将智慧城市各项应用投入到抗疫中，因为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大多是打造一个平台，比如综合指挥管控的平台，这个平台很快能调转方向，比如调转到医疗的方方面面资源的组织调度上，调转到社区的综合治理上。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数据整合，因为我们推动信息化包括建设智慧城市，这些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用数字化来推动抗疫，相比很多西方国家，我们能够快速收集和整合信息。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仅能够快速识别感染源，也能够快速追溯疫情传播路径。
当然，我们在享受数字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看到另一面的问题。比如，全国各地健康码有多个版本，有的地方健康码需要本人输入往返地点，有的人因记不起自己的具体行程，健康码不能及时登录的问题；我们还有3亿多不用智能手机的人，有的老年人不会扫二维码，这些我们称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如果把健康码强推给他们，其实也不公平，如何为他们推出相应的便利措施？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就是个人数据安全的问题，健康码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己的行踪已在健康码的“天网”之下，个人隐私如何得到保护？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特别关注，但是，未来随着健康码的普及，个人数据被各类应用抓取越来越频繁，我们就会担心这些数据流到哪里去？未来是否会有机构或者个人滥用这些数据？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刻思考和妥善解决的。
财新记者：新冠疫情暴露出了国内城市治理层面的一些问题，这给下一步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郑明媚：国内许多城市治理的能力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全面地体现。但是，城市治理本身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当前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但不是说有了信息化的技术和应用以及硬件提升之后，城市治理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要回到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待这个问题，比如很多城市存在的拥堵、污染、看病难、上学难这些方面，这些城市治理难题，可能与国内的城镇化政策，还有这么多年以户籍人口为主要供给目标的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体制密切相关。
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面向常住人口提供，但是，像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它们的财税体制、公共服务规划是以户籍制度为主要参考依据的，但是，还有这么多常住人口在这里，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问题，还是体制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不仅仅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存在短板与弱项，中小城市包括地级市、县城，还有乡村，都存在类似的短板。
智慧城市未来要用技术化的方式推动解决以往城市治理中的一些局限和问题。比如，以前城市的管理是一种被动的管理，是事件推动政府来管理。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比如发生交通拥堵了，然后政府派人来管理了。未来则是要主动管理，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预判，然后提前解决。
第二，以往的城市管理是政府一端来管理，未来是让全社会都参与管理。比如一个地方的垃圾，以前都是由政府负责，市政部门雇用保洁员清扫，然后集中运转处理，而现在我们都在提倡垃圾分类，在垃圾收集这一端要全民参与。
其实很多的城市管理工作，可以发动民众来参与，比如环境的治理，光靠政府一侧是不行的。
再比如规划。在制定城市规划时民众都不知道，随后政府拿出规划准备实施了，民众才发现这边要修条路，那边要修个垃圾场。我们需要在规划中引入公众参与，从一开始规划，民众就要知情，他们也要参与进来，要跟政府和智库机构共同讨论规划方案。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共治。智慧城市在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方面，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以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让公众参与进来的成本很高，比如当地政府需要挨家挨户通知或者通过乡镇、街道、社区、小组、业委会，才能把一条信息传递下去。现在通过互联网，可能在微信群里面发一条信息，大家就都知道了，能反馈他们的意见。所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非常低成本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体系和网络，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
当然，城市治理现代化本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非常多元的。
这次疫情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是什么？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发现，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社区在城市中也是很重要的单元，它是连接政府和居民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窗口。以往社区是通过纸笔、电话这些方式来组织信息的传递，但是，现在社区的功能不是纯粹的居住，比如人们在疫情中都回到家里办公，那社区就具有生产功能了，以及老人要回到社区里去养老，那社区本身要有养老的功能。
未来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布局，让社区的功能更加丰富多元，智慧社区就是智慧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设载体。社区作为智慧城市里的基本单元，无论是未来推动治理现代化，还是未来改变民众对智慧城市的体验，都非常重要。智慧社区可能在这次疫情之后得到大发展。再就是我们的医疗和教育，在线学习、在线问诊这些行业在通过这次疫情大考之后，未来都可以形成大发展。
财新记者：你提到，城市治理现代化或者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共治，需要公众广泛参与。但公众目前对智慧城市了解不是很多。
郑明媚：这正是我们目前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所在。
财新记者：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我们如何理解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相对于传统城市的特点或者进步意义是什么？
郑明媚：智慧城市，简单理解就是对于传统城市的数字化改造或者智能化重构。实际上，无论智慧城市还是传统城市，二者本质上都还是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不能超越城市本身。目前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更多地是如何借助一些先进科技手段和智能化的应用，来推动城市未来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我们不能把只关注智慧城市的技术。要更多地关注民众的诉求，如何通过技术推动城市管理者实现精细化地管理，推动数字化惠及民生。
传统城市包含很多内容，许多的建筑、道路、各类机构，包括城市体制机制、社会风尚等有形和无形的集合，分布在一个城市空间中。未来的智慧城市是希望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把传统的城市置入到数字世界之中，城市中的人和物在虚拟世界中联系在一起，许多地方提出要建设“数字孪生城市”，这个提法更加形象，就是我们要在网络空间建设一个与有形的城市对应的数字城市。我们现在提倡城市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包含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有民众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未来在智慧城市中，每个人在数字世界是一连串的数字，在现实世界里他也是善于利用数字的人。
智慧城市的特征和意义都是实现城市高效治理。以前，我们需要政府审批的事项需要去现场递交材料，未来可能直接通过手机、电脑或者电视就能办理。比如，新开办企业，或者是有人要结婚生孩子，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电脑，也可能是在自驾车上完成。这些载体可能都是我们在数字化孪生城市中的每一个接口，然后通过这个接口，我们可以把线下要做的工作，可以通过数字化在数字孪生城市里去实现。
智慧城市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因为我们的技术不断地变化。智慧城市更多地是一种理念，是一个随着技术迭代不断更迭的过程。网络是没有边界的，未来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我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范围更大了，我们可以跨越城市边界去享受其他城市的商业乃至公共服务，我们也可以通过智慧城市助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比如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居民可以用一张交通卡乘坐多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可以用一张社保卡在多个城市医院就诊和实时报销。我们会感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边界似乎消失了。
以上描绘的可能是偏理想化的智慧城市，现在智慧城市还存在很多的瓶颈，而且这些瓶颈有可能不能马上打破。
目前面临的困难或者障碍
财新记者：智慧城市建设目前面临哪些困难或者障碍？
郑明媚：智慧城市的本质是连接方方面面的数据，通过数据来驱动城市治理。即时实现数据共享，才能真正体验智慧城市带来的便利，大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我们目前连接数据还存在很多障碍。信息化搞了这么多年，树立的数据“烟囱”太多，我们希望多建立连接通道，而不是一座座烟囱、一座座竖井。现在一些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仍然在“挖井”和“建烟囱”，一些部门不愿意主动共享数据，而是希望形成自己的数据池，未来形成自己的数据小金矿，但实际上，如果数据不流动或者不共享的话，这些数据可能就不是金矿了，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数据垃圾。
数据开放共享也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每个人在智慧城市中都有自己的数据画像，是智慧城市中的“数字人”，如果我们的个人数据落入不法分子手中，是非常可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把数据安全作为开放共享的前提。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数据保护，不断出台跟数据信息和个人隐私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其完善的速度还跟不上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与大数据共享的需求。
财新记者：政府拥有的那些数据资源，也还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封闭的状态吧？
郑明媚：70%以上的行业数据都在政府掌控之下。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编制政府数据资源目录和开放目录，已经对外开放了很多数据，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的数据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
目前地方政府比如地级市自己设定开放的目录，有些地方做得好，可能有一个城市达到300多项，交换数据达到数亿条。在保障数据安全条件下，社会主体如果能实时调用数据，可以产生很高的价值。这一步，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已经在推动了，但是还不够，无论是上级政府跟下一级政府之间，还是本级的委办局之间，或是政府和企业之间，数据开放共享这个工作都有待加强。目前的开放和共享普遍不充分，离社会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府数据开放。首先是保密的数据，怎么样在政府内部形成充分的共享；再就是可以开放的数据，能不能向全社会及时开放共享。让数据开放能及时回应社会的预期，地方政府及企业、创客能够及时地获取数据，数据供需关系能够持续建立，数据充分地开放和共享有助于推动数据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精准地制定城市治理措施。
政府、企业、公众都应该成为
智慧城市的主人
财新记者：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企业、人民等各自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郑明媚：政府、企业、公众都应该成为智慧城市的主人。如果回到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我们希望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这本身是需要大家来共建共治共享的，重在这个“共”字，比如在规划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都需要这几方的主体参与进来，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城市治理能力才会得到提升。
政府关注的重点是能否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精准治理，能否推动民生服务更加高效，能否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推动行业信息化带来智慧产业的发展。对企业来讲，它们关注的可能是哪些技术应用能否得到快速地复制，能否产生大量的回报。政府和企业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引导、规划和建设的重要角色，企业作为技术的支撑方、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对智慧城市运维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跟传统的城市相比，智慧城市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各类平台、大数据和网络设施都需要不断迭代。所以，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非常紧密，作用也最为关键。
未来人民将成为智慧城市的主人，人民是智慧城市的使用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前些年，很多城市和企业忽略了这一点。智慧城市要实现正常运转，首先数据要流动起来，要让用户要足够多，数据交换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传统的城市发展得好，主要是城市中的人、资金、货物和服务在城市中无时不刻地交换。智慧城市也一样，我们也需要足够多的用户，市民参与到智慧城市中来，才有可能让智慧城市的各项应用产生交换的价值。政府、企业和市民要形成联动，市民愿意使用智慧城市的系统、应用，愿意为某些服务付费，同时也能对政府的决策、企业的技术优化提出建议，通过供需的调节，让智慧城市提供的服务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同时也能为长期运行和维护提供流量支持，节省政府和企业的投入成本。
应该全面认识政府、企业和人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因为智慧城市本身未来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大家也要在其中一起转起来，互相促进、互相启发，然后不断精进。今年我们策划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博览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将“人民的城市”作为博览会的主题，希望给全社会传递这个重要的理念。
财新记者：那么，应该谁来投资？
郑明媚：智慧城市是巨系统，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建设、运营都需要巨大的投入，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去投资和建设。
以往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是政府投入为主，后来有一些PPP项目，采用引入社会资本、企业投资的方式。我们去欧洲、美国考察，以为他们的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并没有投太多钱，以市场化方式为主。但是，2019年我们去德国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城市，当地政府在智慧城市方面的预算每年投入1亿多欧元，要连续投几年。相比国内，这是非常大的城市才可能投入的资金量。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新基建投入，不可能单纯依靠企业、依靠社会资本，希望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方面加大投入。比如5G、工业互联网、智慧社区等平台建设，这种基础设施类的投资还是要以政府为主。而对于可运营并能产生回报的项目，则应该多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或者采取企业建设，然后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施。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一直以来是政府投资为主，也有不少地方走了弯路，比如有些地方存在投资方向不对造成的投资浪费。建立合理的机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智慧城市投资和运营中来，发挥市场的作用，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市场选择投资的项目，一定会预先评估收益前景，对投资产出效率非常有帮助。各类投资方式还需要各地加大力度探索创新。
像支付宝、微信都不是政府投出来的项目，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结果，得到市场认同之后快速市场化，最后成为全社会接受的产品。我们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这样的一些“爆款”产品出来，当然现在还都在探索过程中，这样的一些应用还相对要少一些。
财新记者：下一步需要中央层面加大投入吗？
郑明媚：需要。以前我们觉得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是以城市为主，但是，像城市的道路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国家层面也是有投入的。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国家投入的力度很大。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一块我们还是希望中央层面能够加大投入的力度，包括一些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以及要推动线上医疗、教育这些体系的建设。
财新记者：当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处于什么阶段？哪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发展得比较好？
郑明媚：我们近几年开展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工作。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和国家标准委一起编制了一个指标体系，看看地方发展智慧城市的情况。从全国来讲，国内目前有将近500个城市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覆盖面相对西方国家来讲是比较广的。智慧城市建设的起步环节，国内各地已经基本上迈出来了。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进展整体不错，但是，从各个区域、地区的情况来看，可能东部的城市发展得靠前一些，比如嘉兴，他们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3.0，还有杭州、威海等。如果分1.0、2.0、3.0版的话，国内的智慧城市绝大部分起码已经超过1.0了，不仅行动起来了，规划也有了，很多平台也搭建起来了，应用也都推出来了，智慧社区也开始做了。中部相对发达的一些地方，和东部一些城市基本上都在2.0以上。国内有数十个城市，走得更靠前一些，比如上海、成都、福州等很多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做得非常好，大部分市民已经用起来智慧城市的各项应用了。
我们评价一个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得好，不是看当地投入的钱多、建设的平台有多么庞大，而是看政府对规划的重视程度，和企业推出应用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市民参与程度、体验，比如日活可达到百万的南宁，这样的一些地方智慧城市建设比较好的。
上海也令我们很惊喜，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城市，相比其他城市，超大城市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时面临的困难更多，各个部门之间在共享数据方面的存在障碍会更大。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共享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是一个显著的特色。
财新记者：各地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整体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郑明媚：国内城市选择的发展重点是有区别的。但是，核心主要是围绕着两大方面、两条主线，一个是精准的政府治理，一个是高效的民生服务。我们这几年评估的核心，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两方面设分项、设指标的。目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可喜的一面是，大家在导向上都是明确的，都在城市治理精准化和市民服务高效化两方面去做工作，这是相同的，但是具体的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上海的城运中心，在交通、医疗和社区治理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嘉兴则注重市里和区县的联动，在具体的应用上，对于交通，还有办证这类公共服务的效率方面，它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督办体系。宁波的智慧城市也令人印象深刻；也有的地方把发展产业作为核心，比如，贵阳就把大数据产业作为它的主导方向。
对于它们选择的这些侧重点，全国其他地方都可以参考，仔细研究。各地擅长的东西肯定有所不同，还需要找到合适的建设方。
至于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未来核心的一点就是数据共享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数据共享目前是非常普遍而且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可持续运营的问题。智慧城市不是建设好了就行了，而是需要持续运营，而且不可能让政府不断地投巨资。发达的地方资金相对充足，而一些中西部城市在系统建起来之后，每年还要持续投入巨大的运营费，负担可想而知。
然而，智慧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在细分行业、往纵深发展的一些领域加大投入。目前一些地方同时存在着投资浪费和投资不足的矛盾。第二就是如前所说，在大量的投入和长期的运营之间，资金短缺也是一个矛盾。第三就是智慧城市的建设，目前可能跟民众需求有脱节的问题，未来我们需要民众参与，目前，民众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缺位。
未来之路
财新记者：如果建设智慧城市的话，多大规模或者多大范围内的城市是比较合适的主体？
郑明媚：大型城市是必须要建设的，如果有一些行业作为支撑，就可以带来非常好的应用效果。同时要看到，如果中国要下大力气来发展智慧城市的话，就要以中小城市作为建设的主体。比如澳门，城市也不大，人口几十万人，但是，它是通过GIS这种位置服务带来方方面面的便捷高效。
我们现在希望以地级市为主，它还可以连接区县、连接乡村，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可以在连接城乡的尺度上充分建设智慧城市的体系，是适中的。地级市在中国比较特殊，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农村，通过什么样的载体能把方方面面都兼顾起来，地级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目前来看，嘉兴、宁波、杭州等城市做得不错。地级市一般主城区人口几十万人、100多万人，最多两三百万人，虽然不同的城市还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级别，它可以和各个区县形成很好的联动。在一个城市中建成一个大的智慧城市网络平台以后，各区县只需要连接就可以，不需要再重新建一套。
财新记者：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国际上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国内借鉴？哪些国家是发展得比较好的？
郑明媚：中国跟欧洲、东盟有智慧城市方面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是特别有价值的。对中国来讲，智慧城市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也有非常我们引以为豪的技术优势和龙头企业，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把这些都聚拢在一起。智慧城市建设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我们为什么重视智慧城市的国际合作，首先可以借此了解别的国家、区域、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有什么优势，或者别人强在哪里。中国的优势是未来我们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强国。数据本身一定是需要巨大的量，核心的是中国有9亿网民，网民的基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是我们的大数据价值基础。
现在有很多国家跟我们合作，其实看中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中国是未来的数据强国，我们还是要发挥好这一方面的优势。西方国家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一开始都是从小处入手，比如洛杉矶，它就是改造路灯，改造电话亭，他们把电话亭作为市民跟政府互动的一个窗口，然后在那里可以查询信息、报警等等。这也不涉及个人隐私跟数据安全，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德国在绿色和能源方面的智慧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弗莱堡基本上全城都已经变成绿色的建筑，做到全城的垃圾分类、能源优化利用实现信息化。每个家庭可以跟这个城市很好地连接，数据可以反映他每个月的能耗情况，然后提醒他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地节能，个人节省下的能源也可以卖给国家，其实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再比如说，绿色智慧园区，像柏林欧瑞府智慧园区做得很好，每一个企业所在的建筑可以生产能源，所有的停车场，车辆可能既在停车也在充电，环境、空间跟能源形成很好的连接。在这个园区中生产的和管理的机构，能形成一种很好的生态，形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园区里既在创造价值，比如创造能源，同时也是能源的消费者，消费者和商品的提供者之间本身就存在共同依存的关系，这些方面就是通过智慧城市的理念，实际上给社会带来节省能源、节省空间的效果，对中国比较有启发性。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可持续是西方国家建设智慧城市和未来新型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发达国家一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二是公众参与的理念，都值得中国好好学习。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做得也是不错的，起步比较早，在发挥应用方面，交通方面有强大的技术支撑，怎么去优化交通的组织和管理，让城市的运转更加高效，都有一些宝贵的经验。
财新记者：传统城市治理层面有法律法规和一些规章制度来维持其运转，智慧城市建设对此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郑明媚：我们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法治建设，智慧城市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城市。数据的开放共享也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政府要听取市民的建议，也需要一套制度来保障的。没有制度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了我也不听。再比如未来由企业推动整个系统运转，如果它在技术方面出现失误、造成损失，它也要承担责任。新型城市一定需要有一套体制和法治建设去做支撑，才能实现良性的循环。
智慧城市对于城市的法治建设提出的新的要求是非常多的，一个方面就是未来我们的规划，国内有城乡规划法，未来我们还要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现在有了智慧城市，法律法规就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社区的大小、开放程度。同时缺少的法律也要做补充，包括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这一些方面可能还要继续完善，未来因为肯定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包括手机丢了之后被盗刷的情况，这些都需要有新型的法律去做支撑。未来配合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一些新的法律会出现，我们还会出现新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未来可能是变革性的，像5G，5G时代的一些变革性的应用场景可能还没有出现，出现之后带来新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法律、制度去完善治理。
来源：财新网
